[日]大橋洋一：《新世紀の行政法理論—行政過程論を越えて》，载大橋洋一：《都市空間制御の法理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345頁。

罗尔斯写到：如果说，人们对于某些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对选举权、政治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民主的选举程序和立法程序所要求的各种权利，尚能够达到一致的话，那么人们对下列一些问题则存在分歧：即在有关这些权利和自由之更确切的内容和界限上，有关在根据题的权利中哪些权利才能算基本权利，哪些权利应当得到宪法之外的法律保护，等等[53]可见，罗尔斯实际上强调，社会中各种政治集团以及各阶层的人都用宪法来行动，尤其是将宪法中的权利清单转化为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定，这个时候就会对于什么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迁徙自由等理念发生高度争议，对于具体的个案是否属于某一个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以及立法是否对其构成侵犯也会产生极大认识上的不同，例如平等很重要，但根据人的肤色在交通工具、教育、从事宗教活动方面予以隔离的立法是否违反平等就会引起巨大的宪法争议[54]，在民主宪政体制中，罗尔斯认为，各种具体的政治判断都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但可行的目标应该是涉及宪法实质（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的问题上必须通过公共理性的运用，在各种公共理性的论坛上来检视立法与政策是否有违宪法的公平精神，因此违宪审查的实质就是审查机构或主体运用公共理性不断回溯到宪法订立时的基本公平原则和制宪条件以检视法律是否违背了这些原则的过程。这种思路也非常类似于德国宪法学家鲍肯弗德所讲的基于基本法的价值共识。

而在宪法秩序形成后，各种政治集团，各种社会组织，以及不同的人，都会对各种具体的政治问题与宪法问题产生更深刻、广泛与复杂的对峙与矛盾，影响宪法所追求的稳定社会结构。[27] [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上海世纪集团出版，页2[28] 意志论正是建立在各种自然神论基础之上的。[49]所谓纯粹的程序正义也就是说程序结果本身并没有客观衡量的标准，只有构成程序的非程序性条件符合一定的正义，那么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50]。（二）公共理性的工作场所：以国家机构为讨论重点公共理性的工作场所既可以是制度化领域，例如专门的宪法解释、宪法审查机关、普通法院或代议机关，也可以是公共领域，也就是公民以自己的理性精神和能力直接对宪法性案件或相关法律提出宪法判断。扩大版发表于李林、莫纪宏主编：《中国宪法三十年：1982-201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21]无论中西，在意志论看来，宪法的实施都只能是由一个独立的集体人格或个体人格来担保。某一个案件或法律是否违宪，最终必须围绕宪法文本进行解释与论证以在个案中做合宪性判断，这项工作就是联系文本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努力，而不再价值无涉，因此仅有程序是不够的。那么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可不可以呢？他们会回答，基督教当然可以，因为那是来自他们心理宗主国的宗教，而佛教、道教也可以，就是不许儒家染指。

从中国自由主义的百年历史上看，没有形成一部可值瞠目的政治理论，只不过在用一些从国外二、三流思想家那里搬来的理论不断满足他们不求甚解的思想追求，满足自我的陶醉之情。自由主义背景的著名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大吼，就算是现代西方文明来自中华文明又怎么样？儒家照样还是腐朽、落后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儒学者还要非要搬古书，而不直接搬西方宪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中国就建立起来民国了，可是孙中山之流的自由主义革命者却通过二次革命把它葬送了。不幸的是这种反思还没完成，殷先生就驾鹤西游了。

著名学者储成仿先生赞成笔者所说的左的专制制度与右的不道德主义相加是中国当代的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结症，可是他却反对我所主张的儒宪道路，而快意的提出来瘦身革命的理论。能不能先民主再儒化呢？也就是先污染，后治理。

总之，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个全新的，且兼容古今中外各种政制样式的《政府论》及宪政法学学理正在众多儒学者手中一点点堆起。进入专题： 儒家宪政 自由主义 宪政 。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有拒绝好人革命的传统的，当年著名的儒学大师梁漱溟支持胡适为文化统帅的民主宪政运动，想为革命敲边鼓，结果被胡适先生严加斥责，在一片嘲笑声中被逐出民主革命的阵营。

这些主张确实有儒学者提出来，但是他们只代表他们个体，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在当代儒学界内部受到的批判比来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更为严厉。他认为正是由于拒绝好人革命，导致自由主义阵营变成一群道德垃圾乘以一堆文化废墟。其实，这不过就是历史上早有的思考，当年就有这种提法，要用西学把国人变成利爪的野兽，但结果利爪却都伸向了同胞。这虽然是事实，也不会得到以西方文明传承者自居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们认同的。

进一步说说西方民宪理论就是中西文明共育出来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学理上无法避免领袖的专制化和基层的民粹化，而这是儒学者们对自由主义最不放心的地方，因为即便是其当代的领军人物也不过是一群精致的理性自私主义者，他们的心思无法猜。

自由主义者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宪法，儒学者为什么非要在古代文明中找依据呢？儒学者们是不是要否定三权分立原则呢？比如要搞什么通儒院，让衍圣公当皇帝之类的。当下的中国，自由主义把个民宪操个稀吧滥，但他们绝不允许儒家来碰民宪。

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国家契约论，而这是不着调的说法，只是一种学理假设，根本就无法完成古今中外的政府职能的解释。可巧的是西方宪政学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学术规范，也就是说，一问到什么是宪政他们自己也糊涂，同时他们的《政府论》也极不完善。这一点他们也很清楚，所以拼命保卫自己手中的民宪控制权。袁伟时先生高呼：难道读点《四书五经》就可以蹲在我们头上拉屎嘛？当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场，好比自由主义这条狗叨着民宪这块肉到处跑，而儒家这个家主人在到处追。用孔子的话说：天下有道，丘不易之。也就是说西方民宪理论是学习中华文明之后才产生出来的。

从零处着手，价值重估，这是当代儒学者们面对的局面。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西方民宪理论出现前的西方哲学一点价值没有？言必希腊的自由派们当然不会认为西方哲学有错，但就便说到这个份上，他们也不会认同儒家思想有什么价值。

也就是说民宪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追求，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民宪应成为中华固有文明，而被文明固化，变成一种自发的内在需求

可以狂热的要求政府马上兑现民宪，也可以像方绍伟先生那样搞出来了民主公地论来反对民主，或者像韩寒那样主张放弃民主，而这些人却可以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在自由主义把持的舆论阵地上被树为标志性人物。《洪范九畴》《荀子》等相关儒学理被不断的解读。

自由主义者也不都是不学无术之流，那儒家该如何把民主宪政这把锋利之刃搞到自己的手中呢？靠哄是哄不下来的，靠骗也骗不下来，只有真刀真枪的做学问了，生生的抢下来，这也是当代儒学者们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那是可以预见的灾难性力量。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张君劢（梁的弟子，47宪法的持笔人）为代表的近代儒学政论发展史的结果看，高端儒学界早就普遍全盘接受了西方宪政理念，牟宗三先生的三统论也为当代中国的儒学界发展规范下了基本格局。也就是说民宪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追求，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他认为正是由于拒绝好人革命，导致自由主义阵营变成一群道德垃圾乘以一堆文化废墟。其实在西方民宪理论成熟前，西方也没有成熟的民宪理论，这不是事实嘛？西方在学理传统上有反民主传统的，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处死的，所以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他在《理想国》里勾勒出的是一幅独裁专制的乌托邦。

这虽然是事实，也不会得到以西方文明传承者自居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们认同的。用孔子的话说：天下有道，丘不易之。

民宪应成为中华固有文明，而被文明固化，变成一种自发的内在需求。只要把民宪这面旗帜从自由主义那里搞下来，他们马上就会裸露出空虚的灵魂。

那么民宪在你们自由主义手上有什么用呢？当然是自由的玩呀。当下的中国，自由主义把个民宪操个稀吧滥，但他们绝不允许儒家来碰民宪。随着一批批有良知的自由主义学者转变为儒学者，这种学术进展越来越快。从零处着手，价值重估，这是当代儒学者们面对的局面。

能不能先民主再儒化呢？也就是先污染，后治理。如果你说，难道中国人只可以向西方学用电灯、学吃面包、穿西服，难道就不可以向西方人学管理、学政治制度吗？自由主义会回答，当然可以，但儒家不可以。

不只是不得不做的事，且是大多数人的内在价值皈依。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儒学者还要非要搬古书，而不直接搬西方宪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中国就建立起来民国了，可是孙中山之流的自由主义革命者却通过二次革命把它葬送了。

不幸的是这种反思还没完成，殷先生就驾鹤西游了。当儒学者们为每一次的进步而欢呼的时候，也伴随着自由主义伙同其它反儒势力的一阵阵、一声声的哀鸣，就像狗嘴里的肉又被拽下来一点似的。